3.6 离婚大战

做了这些无用功之后，我才最终决定把起诉状交上。2月10日左右，我终于迈开了这一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骑着自行车到了相公公社的驻地相公镇。相公法庭属于县法院的派出单位，在公社大院的西边。法庭就是两间普通的办公室，办公桌前边有一张排椅，供当事人坐。法庭总共两、三个工作人员，穿着普通的服装。我把那份长达十几页，修改多次又一笔一划抄写的的离婚起诉状交给那儿的人。

法制还很不健全，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转业军人，加上少数从其他单位调入的有文化的人，他们只是经过一段培训而已，没有经过系统的完整的法律学习。打官司的程序很不规范，根本谈不上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相公法庭的庭长是35岁左右的老密，看起来挺有官像，后来听说他是一中老三届的，不知道怎么调到法庭的。

我找了农业局老范，结果他认识相公公社的一个干部吕主任，介绍我找了他一下，吕又给密庭长说了一下，所以后来庭长对我态度还不错。

听说我家所在的公社有个司法所，负责民事调解，我觉得也许有用。14日回家，就去公社司法所找了司法员李X贤。虽然他可能是个没有编制的临时职位，其本人几乎就是法盲，但是，有点权力就很傲慢，特别是和“法”沾边。他不问情由，就很粗暴地指责我，我很unhappy。其实，我这更是自讨没趣，所谓“司法员”更是管不着具体官司的！不懂法律程序就是浪费时间！

16日，我再次去相公法庭，书记员小刘和我谈话，谈完就12:30了，急忙迎着风骑车返回。1:30到校，上课铃响了，没吃没喝，跑进教室上课，简直累死了！

次日，我再次找王X军，他终于引见了司法局的老陈，老陈果然和密庭长关系很好，并承诺帮忙给密说说。后来，又和同事X萍一起找了在司法局公证处的马X伦，让她给陈说一声。这些，可能都是枉费时间和感情。

25日，课后回家，去找了村干部独眼龙和钟柳。独眼龙个子高大，一只眼睛坏了，阴险狡猾，文革中曾是造反派头头。文革结束后，他曾被列入“三种人”，但由于其诡计多端，在前街有一部分势力，大队女支书就把他笼络到一起，让他当了村主任；钟柳是我家的近邻，曾是我小学一、二年级的同学，三年级就留级了。其实，他智商很低，连几句通顺的话都说不好，真的是个草包，但是因为他有个复原军人的头衔，被女支书用来做后街东部的代理人，当了副支书。其实，我找他们，又是无用功。而且，我不在家，从不和他们打交道，从不向他们献媚，他们怎么可能帮我说话呢？

过了五、六日，我给相公法庭打电话，得知他们还没去付庄。下课后，吃了午饭，就借了辆自行车，迎着风骑车去付庄，想暗地看看P。结果却失望了——没有发现P的任何踪迹。过了五天，再次不辞辛苦去付庄一趟，还是没发现他。

3月28日，回老家。在家里，当我说起又去过付庄的事时，母亲又一次说：“当P离开的时候，对他三姐说‘我过几天就回来和你玩。’但是，至今也没回来。”母亲想孙子了！她的话简直让我崩溃！

4月11日，再次骑车去相公。相公在临沂城东北方向，过了沂河桥，从我村东的国道向北，到于埠附近的三岔路口，再沿着沙土公路向东，路过几个叫斜坊的村子，还有冷庄等一个又一个村庄，才可以到达。这条路，那两年中走过的次数太多，骑车往返一次，要两个多小时，常常半天功夫就搭上了。往返一次，累得屁股痛，如果迎风，则更累。每次去那儿，总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数着，盼着快点到。这天，到了法庭，却没有人，白跑一趟。

值得庆幸的是，那几年负责学校教学的副校长不主张任课教师坐班，只要没有课或者不开会，教师可以在家里备课或批改作业。因此，只要上完了课，我就是自由的，不用请假，可以出来办事。当然，作为一线教师，是不敢懈怠的，就在晚上或休假日熬夜备课、批改作业，甚至回老家、去法庭都带着作业本。

五天后，早饭后回家，母亲又开始说P，她说听说woman上次从娘家返回时，P大哭“我要回家。”母亲的话使我更heart-broken。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但是，还是要走下去。

愁苦和辛苦使我显得苍老，皱纹长得很快。

4月27日，又去相公法庭，老王接待我，说他们已给woman发了传票，让她回来。

五一放假。因为知道法庭要到村里调查，回老家去见了大队女支书，这个狡猾的女人之前曾表示理解我的，可是，现在她的口风变了。这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回校后，我去同事张本修家，他对我的前程不乐观，他的话使我更失望。Way out在哪儿？天苍苍，夜茫茫，出路在何方？

5月4日，再次骑车去小茅村，怕被认出，做了一些伪装，在村周围转了几圈，但是没看到P，经过她的娘家门外，也没看到里面的人，上桥时，瞅见一个像她父亲的人，在赶驴车。

早上，参与操场上跑步的队伍，借以驱走我的忧愁。

5月16日，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热泪盈眶——“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在耳边回响。还就此给相公法庭写了一封信，大概没发出。

两天后又回家，听说法庭的小刘到村里调查过，到过我家和三叔家，由女支书和钟柳陪同。我想去找女支书打听一下情况，但是未见到她，见到钟柳。我知道他嫉妒心强，一直想碾压我，不会帮我说好话的，我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两个人之间的事，为什么还要找大队的干部调查呢？

5月20日，法庭小刘来学校，通知我22日去法庭。我找到祝副校长，告诉了他，然后找政校长，政说要尽量和好，孩子大了，要照顾影响等。晚饭后回家，听说P在他姥姥家想回家，还听说三婶对我提出离婚非常恼火，发狠要搞得我倾家荡产——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家产啊！

22日，我8点赶到相公法庭，小刘先和我谈，然后老密和我谈了几句。10点多，woman才和其父、其舅到达，他们编造了很多谎言。她说离婚必须要我家的房子。家里的房子是祖传的，母亲还住着两间，并没有确权给我。再说，那也不是婚后的共同财产啊！我们婚后，吃穿都紧张，没有什么共同财产。最后，在她的坚持下，我同意给她堂屋和东屋各一间、她再折价300元卖给我的方案。她还要我每月付抚养费20元，我答应5元，法庭觉得定8元合适，但是她不同意。她还提出要我给她一万元，让我回家干庄稼活等。最后，她和法庭争吵起来，就走了。

下午，回到学校。晚饭前，学生娟子来坐了一会。后来，二班的几个女生也来了，她们都知道了我的事。男生不大关心老师这样的家事，女生则比较关心，可能是女生心细吧。

次日午饭后，我又回家，姐姐们来了。大家都为我的事担忧。

我在日记中写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活着不是为了舆论。

5月27日，大侄子宝山和他的发小老李来访，说woman已回家收小麦。家里人听说她要把P留在付庄，不让他回来了。我和家人都思念孩子，商量了一下，想去侦查一下，把他弄回家。和宝山商量了一下去接P之事。晚饭后，又回家商量这事。

夜里睡得很不好，想得太多。明天的行动会顺利吗？

31日，晚饭后又回家，和大侄子谈了谈去付庄接P之事。然后，又去褚庄和大外甥谈这事。回来路老家时看见woman，她回村了，没带孩子。和家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改变行动计划。

6月6日，和大侄子一起去付庄，到小茅村附近转了两圈，没看到P。最后，只好回来，决定第二天再次执行这个计划。

次日，大侄子来，说woman已回娘家，计划暂时不能进行了。

1982年6月27日一大早，大哥、二哥、宝山、大外甥等共6人，骑着自行车，和我一起去付庄执行计划。先在woman娘家村子转了好久，都没发现P。后来，决定去不远的朱张桥村看看，她家有亲戚在那个村，我们猜想她家可能为了预防我家去人，把P放那边了。外甥先去那儿侦查了一下，发现P确实在那儿，正在大门外玩！于是，我们几个人飞速骑车过去，出其不意地把他抱到自行车上，带着他转身飞快向回走。他一路上直哭，我也掉了眼泪，觉得可怜的孩子可能不认得我了！这件事，进行的很顺利，但是之后引发了好多事，影响了好多年，是成功还是失误呢？可是，如果不采取这个措施，孩子也许就不回来了，他以后的路可能是另个样子。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带着P回到家里，担心她家人会来找，就把他送到大姐家，母亲也去照看他。

这一行动真的是打草惊蛇！6月28日一大早，woman和她父亲就到了学校。后来，她父亲离开了，留下她。我没敢在宿舍里吃早饭，在王老师房间里吃的。午饭后回来，我遇见她，她喊叫着向我要孩子，然后闯进我紧靠教室的宿舍里，一天都赖在我的床上不走。后来，我拜访了祝副校长，简单告诉了他经过。

夜里，我就睡在办公室。次日早上，在她碰巧去办公室时，我锁上了我的房门。早饭后，就去大姐家了。回来时，遇见政校长，他批评我不该锁上门，不听我解释。之后，woman去三楼的女生宿舍睡觉。第二天，我就回家了。

她来学校捣乱是最令我头痛的事，搞得鸡飞狗跳，影响教学，影响我在学校领导和师生中的声誉，尤其我是个爱面子的人，不愿意在单位和她吵闹。直到几十年后，我还会梦到她突然到学校捣乱、撒泼，搞得天昏地暗。

这几天，除了上课，我很少在学校，时常去地委大院。7月1日，在大院老范家吃了饭。然后，去相公法庭，发现那儿没有人。等到下午两点，就返回。一路上很热，到了褚庄姐姐家时，已经汗流浃背。晚上返回时，得知她已经在早上离开，临走时，还去伙房要了5斤馒头！她走了，我心里轻松了一些。

谁知道，第二天，我正要午休时，她又来了。她疯狂地砸门，整座楼都能听见，我只好打开门，她冲进来大声吼叫。我费了好大劲才出来并把门锁上。她到处宣传说：法院的人被我买倒了。我和她吵了一会后，就骑车离开。然后，她也离开。晚上回来，听说她还在学校，又去女生宿舍了，学生们都不理她。

次日早上，女生小米来，说那女人在宿舍故意捣乱。午休时，她到宿舍喊学生起来，学生都不理她，她就把一个学生掀起来，学生们反感她。娟子批评她，她就把娟子骂了好久。她的行为给学生很坏的印象，知道她是很无理的了，她们希望我撵她走，可是，我撵不动她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因为我，她影响学生休息，我心里也很不安！

后来，她离开了。离开前，找了两位校长。

之后，我又去大姐家，P还不叫我爸爸。

7月5日，参加高考监考会议。7日下午不监考，就回家看看，得知她在村里到处散布我的谣言。

第二天，政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看到woman在那儿，政让我和她一起回大队处理家庭的事，说给我10天的时间，限22号以前解决好个人问题，22号以后有任务。

回大队找谁处理呢？大队干部能处理得了吗？得知村里现在负责调解纠纷的人是“治保主任”五滑子。五滑子大概50多岁了，但是穿戴整洁，头发梳得滑溜溜的，显得挺神气。从我记事起，他就是村里的“名人”，因为他年轻时曾经蹲过班房（拘留所），而且在蹲班房期间竟然找了一个貌美如花而且贤淑的媳妇；还因为早在五、六十年代，身为党员干部、已有妻子儿女的他就和他本族一个孙子辈的大姑娘相好，人人皆知，名声在外。而且，他身材和长相较好，从不出大力干力气活，保养得好，巧舌如簧，诡计多端。一个关于他的经典传说是：他和一伙人打赌，自称可以摸一个陌生姑娘的乳房，别人不信。正巧，公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姑娘，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只钢笔。五滑子就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说“同志，借你的笔用一下，”接着就把手放在了插着钢笔的口袋上，顺势摸了那姑娘的胸！

另一个有关他的聪明的故事证据确凿。这事发生在文革后期：一个偶然机会，五滑子进入城里的土产收购站当临时工。随着业务的扩大，土产站需要一批装卸工，五滑子就从村里找了一几个他看上的青壮年，他就成了这伙人的头。虽然挣的钱大部分要交大队，但是加班费是个人的，而装卸工常常要加班，所以个人拿到手里的提成还是可观的。尽管很累，他们都很乐意干，所以都巴结五滑子，除了对他恭敬，还时常去他家坐坐，“孝敬”他一下。这伙人也抬高了五滑子的威望，五滑子自然从中渔利。不过这只是小事，更大的一件事是，他从土产站弄到很多银元。他儿子宁儿的初中同学小芦亲口给我讲了他亲历的事：宁儿那时常邀小芦去他家玩。有个星期天，宁儿邀约后者一起去土产站玩，说：“咱去那儿让我爸爸买桃酥给咱吃。”那时候，普通百姓的孩子极少能有机会吃到桃酥，农村花钱也买不到，小芦就跟宁儿步行十几里路到了位于城里解放路中段的土产站。土产站院子很大，他们到了五滑子干活的地方，五滑子果然拿出桃酥给他们吃。他们在那儿玩了一会儿，五滑子就让他们回去，并且给他儿子一个书包——那种只有四根带子、挎在肩膀上的布包。包里装着两、三包用纸包着的桃酥。五滑子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对看门人说：“小孩星期天不上学，来这儿玩了。他喜欢吃桃酥，给他买了些桃酥，拿回家。”虽然名叫“土产站”，这儿其实有很多不“土”的东西，因为那时候城里几乎没有第二家各种杂物都收购的单位，所以，土产站里既有真正的土产，如兔毛、头发、麦秸辫子、废铜烂铁等，也收购土鳖、蝎子等中药材，还有金银等贵重金属。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抄到大量金银首饰、银元和铜钱等。除了一部分被聪明的红卫兵偷偷装进自己兜里，其他大部分都送到了国营单位土产站，土产站经过分类，一部分运到电业局制修厂用来做电线或电力配件的零件（我当年在电业局制修厂打工，就目睹过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大小铜钱）。土产站工作人员很多，而且有不少临时工，当时银元、铜钱等价格很低，保管不规范。为了防止工人偷盗，工人下班出门都要检查。但是，小孩提着包从看门人跟前走过，看门人一眼看到包里桃酥已经出油，就不检查了，很客气地让他们走了。宁儿提着书包，和小芦一起出来，就往家走。路上，他的包越提越重，就挂在肩膀上，后来，还让小芦帮他挎了一会。出了临沂城，他们就走城外沙丘中的小树林，然后从那儿走捷径到金雀山公路。在下一个沙滩时，宁儿一不小心，肩上沉重的书包掉了下去，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小芦一看，掉出来的不仅有桃酥，还有不少明晃晃的银元。于是，宁儿就赶快忙着把掉出来的东西捡起来，小芦也帮忙捡。小芦从来没见过银元，也不认得银元，认为那是些铁饼，就问宁儿拿这些铁饼干什么？宁儿说：“俺爸爸不让问。”小芦帮宁儿捡完，觉得圆圆的、带有人头和字的“铁饼”挺好玩，就把两个装到自己兜里，说：“给我两个玩吧。”宁儿不同意。但是小芦很想要，不愿意还给他。在路上，宁儿反复说：“你快给俺！不然，俺爸爸知道了会打我。你要不给俺，以后就不给你桃酥吃了，不让你去俺家玩了！”最后，小芦把那两枚银元又给他了。原来，五滑子知道银元是珍贵的东西，让他儿子时常去土产站玩，就是觉得小孩不会引起注意，让他往家里带他偷的银元，而让小芦和他一起去，也是为了帮他儿子打掩护。据说，五滑子用各种个方法，从那儿拿回家不少银元。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他获悉银元在香港价格挺高，就伙同走私分子把一批银元走私到香港。结果，走私者在香港被警方抓获，而五滑子却安然无恙，虽然那些银元被没收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五滑子在1962年前后就被开除党籍。文革结束后，全国开展平反冤假错案，五滑子到处找人，竟然也借助这个机会获得了平反，恢复党籍。和他同属一个生产队的女支书知道他聪明绝顶，是她统治这个村子所需要的“人才”，先是把他拉入自己的怀抱，然后让他当了治保主任。五滑子当了这个官之后，继续作威作福，玩弄阴谋诡计，以达到享乐浮华的目的。更夸张的是，到了60多岁时，他竟然又俘获了他家附近的一个年轻媳妇——一个叫他爷爷的男孩的媳妇。这男孩名字叫宏，经常在外打工，五滑子就在大白天去他家和他媳妇鬼混，夏天，还带着她去村东的大河子一起洗澡。这个男孩知道了，感觉太窝囊了，一气之下去了西北。之后，五滑子更是放肆，公开住到男孩家里，帮助那媳妇把房子收拾的很整洁，说：“宏不要你，我要你。”在那儿，日夜销魂，并公开说要和她结婚。他的老婆也没有办法，气得病了。直到有一天，宏从东北潜回，夜里破门回家，抓住了正在他家睡觉的五滑子，用棍子打断了他的腿。然后，带着他媳妇，返回西北，永不回来。狡猾透顶的五滑子被打断腿之后，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在家里养着，让他老婆伺候着。过了几年，就死了。

我去了五滑子家，他不在。我又找了“副书记”钟柳。

在钟柳家，他架子很大，说有事要出去，我就回家了。

我回家后，在里面顶上了大门。过了一会，woman撬门进家，开始大叫大骂，引来很多人在大门外围观。她大肆造谣说我搞了个老婆、流产了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

后来，我又去五滑子家，他回来了。woman也随后去了，还是信口胡说，满嘴谎言。她还说我先上法庭不对，是“灭大队”（她的好多语言都很奇特）。狡诈的五滑子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分析了一会，假装动员她去法庭。

7月11日，我又去了五滑子家一次，他说昨天我走后他又劝说了woman一会（真的还是假的？），她已经答应14号去法庭。

第二天，woman的父亲、舅舅和三妹夫都来到学校，假装来找她，故意闹事。其舅扬言要告倒我，说他已经去了县和地区法院。其父还要打我，声称只要还没离婚他就“有权”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