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捅了“马蜂窝”

还是不敢回村和她谈，怕她闹起来搞得全村鸡飞狗跳，我又不会撒泼，恐怕难以招架。思来想去，最后决定让本村的老朋友老李捎口信给她，让她第二天到烈士陵园见面，老李在城东的肉联厂上班。这也需要great effort！决定之后，心直跳，感到sad，heart- broken!

8月1日，去肉联厂告诉了老李。从那儿回到学校，更是心绪不安，彻夜难眠。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中，挑战习俗，面对偏见和嫉妒，该遭遇到多少炮轰啊！

次日，我提前去了烈士陵园。她也按照老李告诉她的，带儿子P到了，我给P买了支冰棍。沉默了一会后，我先征求她的意见。但是，对怎样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她拒绝说一个字。我分析了我们之间的情况，提出divorce的建议。她说她哪儿也不去，然后就不说话了——她肯定不知道说什么，她该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她的心里肯定也很乱。不一会，我们就各走各的。我带P回学校，他不乐意，费了好大劲，给他买了冰棍、西瓜和桃子等，还带他去了老范家。

次日下午，我就带P回家。在准备返回时，woman迎上来。她试图拦住我不让我走，拉着车子，用力拽我的提包，还喊着要和我弄清。我奋力挣脱，回到学校。后来听说邻居中有人鼓动她和我闹——她是没有多少主见的人，任凭别人蛊惑。

8月4日，上午监考。下午，老赵嫂子来了，大哥也来了。大哥说：昨晚和今早woman在家里大骂，大门口站了很多人观看。他们走了之后，二哥来了。傍晚，三姐夫也来了。他们都谈她的事。

我捅了马蜂窝了！不知道怎么办！

第二天，二哥又来了。说她还在家里大骂，母亲吃不下饭。二哥抱怨我，我不知所措，感觉心惊肉跳。

又过了两天，得知她回娘家去了。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不知道怎么办，回娘家求助去了。

8月19日，哥哥来了，说woman和她母亲一起回来了。“她们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应付？”

次日，家里捎来信：她们要我回家去三叔家和她们谈判。但是，我有课。下午，大哥来告诉我她们在家等得不耐烦了，到教育局告状去了。4点，我和哥哥一起回家。

晚饭后，我去了三叔家，三叔和三婶说：“定下的钟点，到了时候，你不来，人家不去找领导吗？”并说他们管不了。我要离婚，这是打媒人的脸啊。最后，他们恼羞成怒，愤怒地撵我“滚！”

回到学校。9点多，王言余来告诉我：他在黄局长家里听说woman和她家人到教育局告我了，还说政校长找过我。

心绪不安，一夜未眠。第二天，整整一天没见到校长。

8月22日，见到政校长，他和我谈了几分钟。部队转业的他喜欢行政命令，他粗鲁地说：“你不该和她离婚！你必须对她负责！”我几乎是四面楚歌了，就没敢顶撞校长。怎么办？听说副校长老祝比较会处理事，就去他家拜访了他。给他说了自己的事，并把我写的有关的东西交给他，希望他和政说说。他不像政那样粗鲁，但是建议我们make up。

次日，姐夫又来谈这事。

过了四天，骑车去大姐家给外甥送录取通知书，回来后，感到十分疲劳，感冒了，身体衰弱。

29日，在我监考期间，woman和她舅舅一起来学校找了校长。王言余目睹了过程，回来告诉了我。二哥也来了，他遇见政校长，想给他解释一下，政就和二哥吵了一架。

我想不通：我实事求是地声明我的“不爱”，我要诚实地依法揭掉我们虚假的婚姻面纱，结束我们两个人的噩梦，为什么遭到这么多干涉？我的路，为什么这样难？我连法律规定的起码的婚姻自由权都没有吗？

然而，我决心已定，我已经wake up，已经迈开了争取自由的第一步，“开弓没有回头箭，”哪怕被绑上沉重的十字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也一定为自由而战！

为此，我竟然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窘境，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这真是有病乱投医了！

幸亏学校当时缺英语教师，尤其是缺能带毕业班的教师，否则，校长可能真的会为了消除“社会影响”开了我！

第二天，政校长又找我，给我分配复读班的教学任务，还告诉我woman又找过他，说我不管家等等，他要我周六回家看看。

这一年，我都忘了中秋节了。在姐姐家吃饭时吃月饼，才知道是中秋节。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次日，感到头痛，肚子也痛，感觉真的病了，自己去不了医院了。下午，语文组的青年邵老师用自行车带我去县医院看了医生，打了针，拿了药，回来服药后躺下，才可以入睡。

我决定跟她母亲和舅舅谈谈。17日，回家去告诉她，让她回娘家去通知他们，她说不去，我就回来了。但是，过了两天，却听说她走了，把孩子留在家里。又过了几天，听说她还没回，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有点wonder:他们要采取什么手段呢？

23日，我又回家。她回来了，带了一封其舅写的信，信中说他要在十天内来和我谈。

10月2日，上午回家，告诉她准备好饭，以备其舅来。但是她却把我说的“准备好饭”改成了“好散就好散”！后来，又挡住门不让我走，说：“你有种就给我弄清，弄不清就不行。”我让她一起去公社处理，她又不去。我把她拉开才得以走脱。等母亲回家后，她竟然说我打了她。真是百口难辩啊！

过了两天，她舅舅和她父亲以及她妹夫来了，到学校大闹了一通，然后离去，她也带着孩子走了。

在彷徨和不安中，1981年过去了，1982年无声无息地到了。

1月30日，是大年初六，我去一中给金老师拜年。金老师问我家庭的事，使得我uncomfortable，因为这是几句话是难以说清的。原来是住在我供职的单位的厉老师和他夫人来过金老师家，他是我初二时期的老班主任、思想极左，曾经对我施加政治歧视，现他们竟然和很多人一样喜欢传说gossip。

晚上，看电影《归宿》，看什么电影都似乎能联系到我自己。这电影让我moved，使我想起自己的处境，使得我感到sad，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想起了自己的son，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他会hate我吗？

2月1日，一班的女生、高个子的娟子病了多日，我就带她去县医院看病，路上遇见好几个本校的老师，在医院遇见本族的宝立带她奶奶去看病，这使我感到uneasy，因为我知道人言可畏，娟子颜值挺高，有人看见会怀疑我和她的关系，尤其是在我“闹离婚”的时候（后来，宝立果然回村给我母亲说我找了个漂亮老婆）。其实，我对这女生没有那层意思的。但是，我的学生有病我不能不管，我一向关心学生，特别是那些勤奋学习、和我关系好的学生。

离婚起诉书还是没有交上。那时候，办事托关系都是公开的、很正常的事，包括打官司。但是，我吃“皇粮”才几年，认识人很少，想在上交之前多做做功课，也托托关系。我打听到，根据原告就被告的规定，必须在河东起诉，而河东的法庭在相公镇（当时还叫公社），民事案件都要去30多里外的相公法庭。2月2日，我去县司法局，找碰巧认识的刘律师咨询了一下。后来，又费了些周折，找到了在城西新建的县司法局家属院，在那儿找到在修房子的老同学王X军，他随他父亲住在那儿。获悉他的父亲是司法局的官员，我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十三年没见他了，他显得年轻潇洒，眼神中透露着顽皮和狡黠。

过了三天，又去司法局家属院找刘律师，他告诉我王X军的邻居老陈也是个司法工作者，和相公镇法庭的老密关系挺好，可以找X军托老陈帮忙说句话——太绕了！我就又去找王X军，他似乎不愿意帮忙。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如何?

大哥和二哥也为我的事着急，他们一起去找了我村在县司法局任职的老邹，大哥曾和他是同学，老邹去济南开会了。过了几天，我又找了司法局一个副局长两次。实际上，这些都是无用之功，在这事上，司法局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