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涉教坛

                                                                                2.4 居无定所的日子

1981年6月29日，乘班车回临沂。一路上思绪万千，心里惦记着沂南的学生，后悔走的早了一点，还对新单位怎么样而费心思。上午9点多，汽车路过临沂老电影院附近时停了一下，那儿离砚池街很近，我下了车，把行李背到在砚池街住的老郑家，寄存在那儿，然后先步行去在兰山路的县教育局报到，这是必经的手续。在那儿，恰好遇见老九中的校长老政，报到之后，就坐在他的车后座上到了学校。

到了之后，我被安排暂时住在一座破旧的小楼（后来改为图书楼）上二楼的一间房子里，和教生物的姜老师住在一起。

午饭后，和在这儿复读的外甥友晓一起去老郑家拉来行李。然后，向学校要了一张破床、一张破桌子和一条破凳子。

晚上，就给沂南一中的学生写信，第二天，邮给吴老师，让他转达给学生。但是，后来得知，并没有人把信读给学生听。

琅琊九中建校历史较长，就是我当年参加初中升学考试的地方，文ge中改名为育红中学，文ge结束后恢复原名，不久以后，又改名为琅琊二中。它位于临沂城西南角，当时，学校北边还是南关大队的菜园，东边和师范学校（后改为幼儿师范）连在一起，和师范学校同走一个东大门。师范东边也是菜园，走一会就到临沂城的主路之一——沂蒙路。后来，连着师范的东门堵上了，在南边开了一个没有门的大门，出了大门，走过一段胡同，就到了金雀山路。

当时，学校的管理人员还比较少，校长兼书记老政是转业军人。他除了行政命令、说说大话外，对教学一窍不通，对教职工也不关心。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是老祝，一个教师出身、很有城府的人。教务处还有一个副主任李春风，一个同时管工会的副主任老河。英语教研组组长姓高，他的夫人是老孙高中的同学，因此，老孙和他很熟。

过了几天，又有一个人搬进我们住的宿舍，我又被安排和另一个老师住一间，他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农村没过来。虽然很面熟，这位老师也不是很乐意和我一起住。当然，我也想自己住一间房子，毕竟每个人性格和习惯不同，而且都有自己的隐私。在我和他同居一室期间，就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笑得很甜的女生经常来找他。后勤副主任汪老头管房子之类的事，但是没有多少决定权，说起话来哼唧哼唧的，据说他曾在公安局工作过。我去找老汪要房子，他哼唧了半天。后来，他可能给政校长说了。政校长就找到我大声嚷嚷，威胁说不然就把我退回到沂南去——这有点蛮不讲理了！我找到副主任李春风，说：我来这儿也不是自己想来的，我又不是从沂南直接来这学校的，他有什么权力把我直接退回沂南呢？退回教育局还差不多！李主任很理解，说政是军队来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就那样的人，让我暂时和别人挤在一起等等。

来到就要吃饭，可是外边还是几乎没有卖饭的，我向学校伙食会计预借了10元饭菜票。

没有人关心新教师的生活，可是，刚来到就被安排活了——7月3号，就被安排替别人监考——农村初中毕业生考高中。两天后才考完，然后，又被安排帮助改政治试卷。

5号那天，又被安排参加高考监考，下午去开了监考会。次日就去育新中学整理考场。

高考的第二天，天下大雨，我没带雨衣，到6点多才冒雨从考点回到学校。学校食堂的大包子已经卖光，只剩下爬满苍蝇的馒头，只好胡乱吃了一个。食堂的师傅挺牛的，只此一家、没有选择就这样。

监考完了，找政校长要地方住，他说以后统一安排，都要两个人一间。听说要房子必须靠上领导、多讹才行，晚上就又找了他一次。这次，他竟然发火了！

决定学得“聪明”一点，要认真审视世界上的人和事。岂不知，“聪明”是学不来的！

去书店看了看，看到一本《英语句型和惯用法》，觉得很好，但是要反复下决心才能买下。收入微薄，支出却挺高。

以后，可能要清闲一段时间，我想在暑假中找个临时工干，挣点生活费，就去南关老刘家，想托在城建局工作的老刘帮我找个活，然而，活儿并不好找。

去读报栏读报，受到一点启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莫让命运主宰自己。

15号，沂南申老师的爱人孔大夫来开大专招生体检会，给我捎来那儿学校发的一点补助。晚上，他邀我一起去曾在沂南工作过的姚老师家，留我在那儿一起喝酒。我觉得不好意思，就出去买酒，结果，买了瓶即墨老酒。拿去以后，老孔说那是药用黄酒——我闹笑话了。

在那儿，孔大夫谈到以前他每月交给家里25元钱，现在每月还要给母亲7.5元，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每月只给母亲3元钱，她就说够花了。我的income太低了！

考试的事情结束后，没有事了，家在农村的老师都走了，我感到lonely，不知道干什么和去哪儿。没考大学之前，我非常迷茫；现在毕业工作了，仍然在迷雾中！

高考成绩揭晓了，我急于了解在沂南带过的学生的英语成绩。最后，打听到结果还不错，和会考时的成绩一致，每班都有十几个考得不错的。四班和六班有几个学生英语成绩好，但是因为是理科班，不能报考外语院校，被本地的外语师范录取了，这个地方办的中专文理考生都收。对我这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新手来说，这个成绩让沂南一中的领导和师生满意，也给我增加了自信心。大姐家的儿子也参加了高考，成绩不高，报了陕西的一所中等军事学校的无线电专业。我陪同他参加体检时，遇到沂南一中五班的马世尧和四班的何庆石，他们也报了这个军校。后来，他们都被录取。

休息了一段时间。暑假当中，这儿的复读班和应届毕业班就开始上课，我就被加上重担——三个班，一个复读班、两个应届毕业班。应届班的高中也是两年制的，再过一年就要参加高考，学生都是来自农村初中，到了高一，才从字母开始学英语。高一期间，英语老师换了好几个，有原来学俄语改行的一个女教师，教了不久就走了，又来了一个文ge中高中毕业的女青年，只受过几天培训，还有一个科班出身的老教师教了几天。所以，学生的基础是很差的。假期里补课，好像也是从初中第三册开始讲的。假期加班，每节课，学校大概给5毛钱的补助（也许是两节课五毛）。加班一个月左右，挣了十几元钱，装在兜里。有一天，去银雀山电影院（后改为临沂会堂）看电影，在排队买票的时候，钱被偷走。

新供职学校的校园比沂南一中小多了，校舍破旧，外语教研组在校园最前边的砖瓦房里，南边就是操场，操场西北角有两间高中的教室，校园东侧还有两排教室，是初中部的。高中和初中的英语教师都在一起办公。除了组长老高，英语组还有四个老教师，其中两个是俄语改英语的焦老师和章老师，另一个是北师大英语专业毕业的张本修老师，还有一个是高组长的夫人，曾在一中老高一上学。另外几个都是未婚的年轻老师，高中学历，是来自国棉八厂等工厂的工人或代课教师，经过张老师们短期培训后就上岗了，他们都是边学边教。

恢复高考后，知识得到社会的重视，教育也得到社会空前的重视，考大中专、提高学历成为风尚，破旧的校舍远远落后于教育发展的需求。学校就在校园东北角盖了第一栋教学楼。这栋楼南向的一侧共四层，是教室，每层四间教室，东向的一侧共五层，四层以下是教研组和办公室，五层是一个大会议室。新学期开学时，教学楼西段基本建成，高中毕业班和复读班就匆忙搬到新楼。东半截还没竣工，继续施工。暑期结束后，我就只教两个应届班了。这两个班搬到了新楼的一楼。

                                                      (尚未竣工的教学楼——1982年6月，扯着网子的是在建部分。)

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这两个班，基本上都是农村来的学生。一班的班主任大概是青岛人，很聪明，脾气较暴。二班的班主任段老师来自城区某村，文革开始时是一中老高三的，比我早半年考上大专。他性格温和、老实、工作认真扎实。一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好的挺少，二班优秀的学生多不少。

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五个年头，成千上万的农家孩子，不论什么出身，通过高考和中考进入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他们通过读书吃上“国库粮”的事实教育了全国人民，过去的“读书无用论”被“读书改变命运”、“考大学拿‘购粮本’”所代替，全国掀起考大学和中专的热潮，从官方到民间，从学校到社会，都对考大学越来越重视。过去几年中，这所学校的高考进线率越来越高，社会影响挺大，教育局对这个学校也很重视。学校为了高中有好的生源，对初中也很重视。别的学校的学生，尤其是在农村读初中的，千方百计往这边转学。但是，学校的力量有限，想进来很不容易。管理初中的主任告诉我，学校规定，每个教职工有一个初中的名额，家里的亲属有读初中的孩子可以转来。别的行业的职工都有福利，学校是清水衙门，这也算是给老师的福利吧。我就让大哥家在村联中读书的侄子学飞来，被安排在老教师王家芬当班主任的班内。王老师很重视，特地和我交流过。可是，学飞在村联中和一些老师和同学玩的很好，到了这儿觉得不适应，过了不久就回去了。但是，名额浪费了。而大姐夫想把他在农村联中读初中的三女儿转来，学校却不接受，费了好大周折才办成。

这时候，办公室隔壁空出来一间房子。于是，我又把我那不多的家当搬到了那间空房子里。虽然是土地板，门前的操场尘土飞扬，但是，这是一间能容纳好几个人办公的房子，我一个人住，就很宽敞了。我洒上水，打扫干净，安上一张床、一个办公桌，显得挺整齐，有点令人羡慕了。我从家里把三姐夫过去给做的柴油炉子带来，放在门里边一个角落，买点菜和肥肉，就可以自己做饭了。大姐家的外甥女友兰从家里带些煎饼，也可以跟着我吃饭了。柴油问题不好解决，就去王桥公社找到大姐夫，他在农机站帮我搞到了一小桶柴油。

宿舍紧靠办公室，什么事都方便，同事、家人和亲戚来找我都方便。有一次，师专的姚老师来临沂办事，顺便来看我，七九级的两个同事也过来看姚老师。我煮了一大锅面条，炒了点青菜，一起在我的陋室里将就吃了。

但是，有一天，隔壁体育组的组长上官突然说学校把我住的这间房子给体育组当器材室用了，要我让出来。可是，我没有地方去啊，就没有搬。体育组有个青年女教师姓涨，个子挺高，但是脸上很不平整。她竟然动手把我的东西给搬到了门外的操场边上——体育组其他老师没有一个参与的！外语组的老教师对此都抱不平，说：你一个教高三的英语教师怎么能被一个喊“一二一”的高中生欺负成这样啊？（涨大概高中毕业就被留下当了体育教师。）

外语组的老教师张本修也找校长反映了，说我外甥女跟着我上学，挺难的，没有地方住怎么行？总务处就让我搬到新教学楼一层门厅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新房子在楼西头楼梯的一侧，面积挺大，原来的设计是当收发室用的，暂时没有用，西面的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窗户，南面对着南北向的办公楼，常年不见阳光。虽然这样，这是新房子，地面是水泥的，墙壁是白色的，也算很不错了。于是，我就搬到了这儿，把窗户上部用报纸糊一下，挺干净的。冬天到了，这间不见阳光、玻璃透风的屋子里格外寒冷。学校供应各办公室煤球，办公室烧不了那么多，我就顺便搬一些到我的宿舍内，自己用煤球炉做饭和取暖。我的宿舍对过是初中数学组办公室，他们办公室的煤球烧不完，后来，他们也给我一些共享。这样，东凑西凑，就基本解决了取暖烧煤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外语组办公室也搬到这楼上的四楼了。我去办公室和教室都很方便，在楼上办公的同事和学生去食堂和厕所等都要经过我的寝室，他们对我熟悉起来，本组的同事和我的学生还会顺便过来坐坐，倒开水喝，聊一聊。

外语组和我交往最多的是教初中的王言余。他高高的个子，很旺盛的络腮胡子，说话声音不高，但是挺健谈和幽默。他的父亲就是我当年打工的第二招待所的王所长，我认识的人当中，好多他也认识，地球真小！不过，他比他父亲，个子矮小、眼睛瞪着的王所长要帅气的多！他一边教学，还一边自学、进修等。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交往很多，他对我挺佩服，有问题经常向我咨询。他还带我去过他在二所的家，见到了他爸爸——他已经升任行署后勤管理处主任，还认识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而且，在地委食堂做饭的我二哥也认识王所长。我和王言余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认识银雀山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带我去看免费电影。在后来的官司纠纷中，他也帮我出主意甚至托关系。遗憾的是，在90年代的一天，他骑着摩托车外出，撞在了驴车车把上，不幸去世，使我非常难过。这又是一场悲欢离合！

这样一来，我去教室就太方便了。由于一心想让学生学好，也为了排解心中的烦恼，早上、晚上甚至中午，一有空就往教室跑，很快和学生熟了，和学生的关系，比班主任还密切，了解了每个学生的籍贯等情况。有几次，晚上伙房没有开水，学生渴了，我把煤球炉搬到教室前边，烧水给学生喝。

虽然有了一年的教学经验，但是我对教育学和心理学掌握和运用的还很不好。那一年只是盲人骑瞎马，仅凭着热情摸索着蛮干而已。到了这儿，又接手了毕业班的重任，心里还是没有谱，跟着老教师听了几堂课，他们也没有什么创意，而且他们的家务事多，又纠结于学校的各种人际关系，对教学上下的功夫也不是很大。我只好还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勤奋来干，特别是讲新课，都要认真备课，甚至还要试讲，批改作业也是非常认真，更多的还是靠学生本人的天资和努力。好处是我已经讲过一轮代用课本，对课文内容、重点等已经很熟悉了，那时候记忆力又很好，备课要快多了，上课和解答学生的问题也比较从容了，关键就是注意因材施教和提高成绩了。

一班的班级管理不太好，纪律和学习都一般。

二班有好几个男生各科都学得好，虽然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学英语，而且高一没有稳定的老师，他们的英语也学得不错。男生中有十个左右学得好的。女生本来就不多，英语学得稍微好些的只有三、四个，其中有我最信赖的女孩小米（化名）。

班里也有不少放弃英语的，因为他们的英语基础太差，而且除了报考外语专业以外，英语成绩还是要“打折”计算的，所以许多人不重视英语。

二班中有好几个复读生。虽然个子大，却很老实。其中有好几个来自河东的，包括和我老家一个乡的女生姜X银和郁X秀，我对这些老乡们更关心，和他们交流更多。

三九严寒的日子里，滴水成冰，我暂住的房子里夜里会结冰。为了御寒，有一天晚上，我把初中数学教研组的炉子搬到自己的宿舍取暖。第二天早上，就感到头痛得厉害，后来想了想，才知道是煤气中毒了。幸亏门的缝隙大，不然就出大事了！

1982年悄无声息地到了。这年的农历新年也是平淡而又无聊。年后不久，毕业班就提前开课了。“做弓的望弓弯，做箭的望箭直”，我希望我教的班级出成绩，我正值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就不遗余力地工作，还要努力地设法生存下去。

2月的一个礼拜天，因为用晚自习让一班做了个试卷，班主任老李和我吵了一架，这真是出力不讨好啊！

到了4月份，我被要求再次搬家——搬到了教学楼三楼。那是东边紧靠教室、西边靠楼梯的一间房子。这房子本来是设计成做盥洗室用的，因为没有水，就暂时空闲。虽然东西跨度很小，但是南北跨度和教室一样，所以还是比较宽敞的，但是比起一楼那间要小不少。缺点是地面没有铺，是粗糙的水泥地面，门里面还有水管和开关，有点碍事。这儿采光比一楼好多了。我的“家”顶上的盥洗室则是我和另外三个高中教师的办公室，下边则是别的学科的办公室。这样，我回宿舍做饭、去上课和辅导，就更方便了，同事们到我的宿舍喝水和访问也方便。但是，楼上没有水，要用水桶去伙房那儿打水，提到楼上挺费劲。盥洗室面积小，只放得下四张办公桌，我和三个年轻女教师自愿组合，占据了这儿。女同事是来自师专七九和八零级外语系的师妹，她们的性格都很好，都不是工于心计的人。我们互相帮助，相处得很融洽。盥洗室作为宿舍和办公室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把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光贡献给教育事业，在这个单位的高考教学一线的开拓初见成效、水平不断提高、得到认可，教学生涯从摸索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一生中值得记住的。

                                                       （住过的盥洗室在拆迁中——2008年）

                                                             （当办公室的盥洗室在拆迁中——2008年）

开始时，整座教学楼上，晚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住。后来，办公室那一侧的南头的单间里，又住上了青年美术老师小马，教学楼这一侧东边的盥洗室里又住进一个刚来的小李，我就有了做伴的了。

在这个新单位所教的这两个班级，学校领导好像不是很重视，没有单独给任课教师开过会，也许他们觉得这两个两年制的班级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来的，不会有多大出息。只是在一次统考后，二班的班主任段老师把主科教师邀请到他狭小的宿舍内开了一次会，他买了些瓜子和糖果招待我们。段老师对他的班级是很关心的。

人忙总觉日月短。很快，1982年的高考日期就要到了，一学年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