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郑淑先，时间：2019年8月9日）

      （引言：过去一直说，自从打倒地主阶级，贫下中农获得liberation，翻身做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事实怎样呢？为此，我特意访问了一些贫下中农的后代，听他们讲“翻身做主人”之后的日子。上一篇主人公白汗是地道贫农的儿子，他大哥还当过贫下中农协会的委员呢！本篇是我采访的另一个贫农后代，叫郑淑先，外号叫“郑大仙”，小名不尔。大仙老家在后街中央靠近南汪的一个小胡同里，我只记得他小时候没有父亲，只和母亲一起过日子，他母亲腰弓得很厉害，弱不禁风，说话都少气无力。遇见郑大仙，是在村边九州超市附近的马路旁。作为失地农民，70多岁的大仙每天开着电动三轮，在这儿等拉客，每天挣个三、五十元，贴补家用。通过这次采访，才知道他父亲是死于吃食堂时期。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俺爹是1960年死的，那时候，我才11岁。俺爹有病，我太小，不能干活，俺娘有痨病，弓着腰，又小脚，也不能干重活，生产队就不给饭吃。俺爹连病带饿，硬硬地饿死了。俺二大爷，就是淑干他爹，也是那年死的。那时候，洋槐树叶都成了好东西了。春天的南瓜叶，夏天的茄子叶，秋后的蒜辫子（大蒜收获后的干茎），都吃了。杨树叶是好东西。我跟着淑分、淑章、淑良这伙人去河西树林捋杨树叶。这些人年龄都比我大，个子高，他们就捋高的地方的，那些要好一些。我够不到，只好捋些孬的。

       俺爹得病的时候，饿得躺下不能动。就找了巩村的宋医生给看了看。宋医生给开了几副中药，俺娘叫我进城去二姐家借钱抓药。拿这付药才几毛钱，可是家里也没有啊，都是俺二姐给的。我到了二姐家，二姐给了钱，我就拿着，到了南门里那个药铺里抓药。抓药很快的，但是我拿着药没有立即回家，因为肚子里饿啊，去找东西吃。我就到周围的饭店里看了看，想捡点吃的。可是，饭店里吃饭的人很少，走了几个饭店，也没见到桌子上有剩的东西。后来，在一个饭店的桌子上，看到有人吃剩下的半个蒜瓣，有一多半吧，就是一头蒜当中的一个蒜瓣的一大半。我就伸手抓起来，好好攥着拿着走了。我又累又饿，走了很久才回到家里。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回到家，家里弄的野菜什么的，也没有豆子，挖了点稠的给俺爹，因为他有病啊，俺就喝稀的。没有下饭菜，我就把从城里捡来的那大半个蒜瓣掏出来，说“大大，还有一半蒜，你要吧？”爹说“俺的娘啊，可了不得了！”爹拿过蒜瓣，放在嘴里咬了一点，就舍不得吃了。这大半个蒜瓣——三分之二的蒜瓣，俺爹当成了山珍海味，吃了三顿。寻思寻思，唉！

       俺爹死了以后，俺娘俩受的那个罪啊！到了后期，因为很多人得了水肿病，政府给每个人下发了一斤半大豆，俺娘俩应该得3斤大豆。3斤大豆要一块五毛钱，可是，俺家拿不出这点钱啊。那时候，一块五，比现在一万五还难弄啊！大豆是好东西，3斤大豆要是掺上菜吃，可了不得啊。俺娘就说：“你去你二姐家,叫她看看帮忙给一块五毛钱，咱把豆子买来。”我说“行。”于是，第二天，我就去了城里我二姐家，俺二姐给了二元钱。我拿着回来，到食堂去找队长买豆子。队长说：“没了，卖完了！晚了！”我猜，可能他留下自己家吃了。

       后来食堂解散，俺家分到三队。洋万全（外号）当队长，大汪当会计。到了“四清”时，工作队查账，然后走访。到了俺家，就问俺娘：“大娘，你吃救济吃了多少回？多少斤啊？”俺娘说：“救济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救济是什么！工作队就说：“就是上级放下来的不要钱的粮食。你去领过没有？”俺娘说：“去哪儿领啊？俺怎么不知道啊？”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救济粮也就是一点地瓜干，多是不多，但是那是救命的啊！到了生产队开会的时候，我去了。工作队的老宋把盒子枪向桌子上一甩，“他妈的！救济粮，人家没得着，你们怎么冒名顶替给领了？”这两个东西（队长和会计）哑巴了，不敢说话了。